欢乐升级最后很多倍:文化丨孫歌 流動的主體

腾讯欢乐升级炒地皮 www.qounf.com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段弄玉 日期: 2019-05-17

“想做一個中國人是必須努力的。只有不斷地自我修養、自我磨練和自我否定,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這也是我一生的課題” “沒有主體性的人是沒有能力做選擇的,他會隨大流;而有主體性的人,具有自我選擇的機制,在流動的狀況里,他的選擇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樣”

孫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2015年退休)、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問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竹內好的悖論》、《文學的位置》、《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我們為什么要談東亞——狀況中的歷史與政治》、《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等。近作《歷史與人——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集合了孫歌近幾年在思想史研究中新的工作進展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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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韓國學者和躲閃的日本學者,構成讓孫歌無法平靜的尷尬氣氛,“當我們友善地試圖掩蓋這份尷尬的時候,它總是欲蓋彌彰地突然把我們擊倒?!?/p>

那是在1995年8月,韓國的一次東北亞思想史學術研討會?;嵋榻崾?,韓國學者追問日本學者,怎么考慮戰爭責任的問題?

學者孫歌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嶸?,中日韓學者就本國思想史中的某些問題發表報告并討論。

恰逢二戰結束50周年這一特殊節點,那場牽動亞洲各國人民歷史記憶的戰爭,卻未出現在研討會中。

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各種學術交流和友好往來前所未有地熱鬧。在孫歌看來,大部分交流只是在談論與主題相關的某一文化,而虛化或擱置了文化間的差異,那些處于主題框架外的糾紛和尷尬仍不可避免。

孫歌認為,這些糾紛,暗示著文化沖突的真正樣態。只是這些沖突被草草地處理掉,從未構成討論的主要對象。

她對這種跨文化交流的不滿足,得到了日本中國學家溝口雄三的共鳴。1997年,他們一同發起了中日之間的“知識共同體對話”,試圖直面這些謹慎的跨文化對話背后隱藏的文化沖突。孫歌的本意是,在東亞的知識分子中建立一個共同立場。

但她后來發現,他們所尋求的普遍性,存在于各不相同的差異性中?!叭們Р鍆蟣鸕母霰鸚災浞⑸鼗?,而不失掉任何個別性里的獨特性”,比建立一個共同的知識立場重要得多。

孫歌認為,這種差異之間的連帶,接近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白鲆桓穌嬲鬧泄艘諶賢舷鹿Ψ?,這樣才不會有朝一日突然成了親日親美派;同時,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定是開放的,是有國際視野、有人類視野的?!?/p>

連帶不是讓所有人失掉自己。相反,它賦予所有人建立自己“主體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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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亞洲?

作為旁聽生,遲到的我被孫歌安排坐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間。面對一群有些才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們,孫歌目光溫和,透著欣喜,望向遠處思索的間歇,她清亮的目光又變得警醒起來。

2018年秋季學期,長期從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孫歌,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問教授的身份為本科生授課。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孫歌。她的短發有些花白,但修剪得干凈利落;熨得平整的米色襯衣塞進束腳西褲里,腰間是細皮帶,腳上是款式簡單的系帶皮鞋。我仰起脖子看著講臺上的孫歌,猜不出她的歲數。

后來我知道了答案:孫歌生于1955年。也是在這一年,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彼時的亞洲,很多國家剛剛從西方殖民主義中掙脫,為爭取民族尊嚴而苦惱著,并在這種共同的苦惱下聚集起來。

今天的亞洲,現實糾紛不斷,國家間的歷史記憶千差萬別。被許多人期待著的“一體化”尚未真正實現。

孫歌踏入學界不久,便將亞洲作為自己觀看世界的重要窗口。那是西方理論興盛的年代。她的理由很簡單:西方的理論是西方的理論家在自己的社會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用西方理論解釋我們自己的現實時,必須進行解構和轉化,甚至將之砸碎并再創造。更重要的是,我們也需要自己的理論生產方式。

在孫歌看來,亞洲也為我們反思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空間。孫歌珍視亞洲多元的經驗。接受《界面新聞·正午》采訪時,她指出,只有亞洲能生產出“那些不能整合為一、但又不是大拼盤的,可以融合、但又不能直觀統合的世界感覺”。

她將自己的探索,結晶為《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我們為什么要談東亞——狀況中的歷史與政治》《歷史與人——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等等透徹而坦誠的文集。

孫歌論述的精彩之處在于,她從未為自己框定一個實體性的主題,而是不斷呈現著一種思考方式:在流動的狀態下審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不斷地離開給人以安全感的‘自我’實體,而在一個個關系網絡中重新認識流動性的、無法自足的主體?!?/p>

這個關系網絡,可以是亞洲,也可以是任何一個敲擊著主體的空間。孫歌是長春人。剛記事時,她在馬路上看到下水道的井蓋上寫著“新京”,這是日本人對偽滿洲國的稱謂。在孫歌的記憶中,這樣的下水道井蓋一直延續到她離開長春。

到了北京,她接觸到很多來自南方的朋友,聽他們如數家珍地談論故鄉的名人軼事和文化掌故。她第一次意識到,長春好像沒有特別值得夸耀的地方。

但孫歌對故鄉心存感激。沒什么可夸耀的出身,反而給她帶來了一種自由。這種自由不意味著和故鄉一刀兩斷,而是免于將自己和家鄉同一化。她開始意識到認同是需要尋找的:如果故鄉的文化曾經被敵人侵占和壓抑,那么重新尋找認同的方式就需要更復雜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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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是個體進行選擇的機制”

孫歌在課堂上反復提及這種思維感覺:“我們對主體性的理解存在一個非常廣泛的誤區:把主體性理解成一個靜止不變的東西。但主體性不是一個東西,它是看不到的。主體性通過什么來呈現?就一個個體來說,他有沒有主體性?他的主體性是什么?你要通過他對不同事物的不同反應去觀察?!?/p>

“因此,主體性是個體進行選擇的機制。沒有主體性的人是沒有能力做選擇的,他會隨大流;而有主體性的人,具有自我選擇的機制,在流動的狀況里,他的選擇每一次可能都不一樣?!笨翁蒙系惱餿漢⒆?,讓孫歌感受到,每一代人在形成固定的認知方式之前,都是富有彈性的,都能夠以最不具成見的方式去擁抱世界。

剛上中學時,孫歌和全家人一起去農村“插隊”,那時她已經萌生了“不具成見”的自覺。插隊前,孫歌在城里學過針灸的初級知識,因為誤打誤撞地治好了同村人的牙疼,當時只有初中畢業文憑的她成了方圓幾里內的“名醫”。她不收費,隨叫隨到。因此,有時半夜還有人趕著馬車來接她看病。在孫歌放學回家的路上,每個村口都有人站著等她治病。

孫歌將給人扎針治病的經歷笑稱為“對神圣醫院制度的顛覆”。那時的她便本能地覺得,常規之外還有多種可能性。

在北京,她的這種思維找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第一次看見天安門時,她覺得這空間廣闊得超過了實際需要,恰恰是這種對空間的“浪費”,成全了北京的包容和氣度。

1978年春天,孫歌和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一起進入大學。最開始她很想創作,于是便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然而,中文系的四年使孫歌得出一個自我判斷:她沒有創作才能,尤其是和同班同學中那些優秀的詩人相比。經歷過時代的劇烈變化,孫歌開始想要解釋身邊的社會生活。但文學已經無法給她提供足夠的工具。孫歌漸漸轉向了政治思想史。

她不是沒有受到過警告:在中國文學領域里,既做日本,又做思想,是雙重的離經叛道,看上去沒有前途。當別人已經寫出一本書時,她從字母開始,學習一種不知會將她引向何處的語言。若是在一個封閉的城市中,孫歌大概會考慮這樣做的風險。但在北京的開明氛圍里,她幾乎沒想太多就一直走下來了。

從事學術工作后,孫歌一直對中國知識界習以為常的理論與實踐的二分法感到懷疑,“為什么理論在多數情況下并不能直接應用于現實問題?為什么現實的復雜問題經常不能在理論中找到它的形態?理論聯系實際,是通過什么渠道,經過怎樣的過程才得以完成的?”

后來,孫歌和日本的中國文學專家竹內好“相遇”了。竹內好的思路是,只有對西方理論進行解構,才能知道這些西方的思想資源如何被本土化,它們又如何與本土所面臨的基本問題相關聯。在孫歌看來,在本土與外來、共同體和國際化的敘事框架之外,存在我們(中國和亞洲)自身現代性艱難生長的空間。

這個不能夠被本土情感訴求和西方理論模式簡單回收的空間,才是現代性的真實狀態,它產生的那些棘手的問題,纏繞著我們的現代精神。

“想做一個中國人是必須努力的”

人物周刊:你曾在《主體彌散的空間》中提到,“故鄉給予我的,不是認同的原點,而是對于認同的質疑?!?你如何理解長春被殖民的歷史?

孫歌:東北人對日本的感覺不是單純的仇恨,而是包括更多更復雜的因素。我父輩以前的東北人有直接接觸日本人的機會。單純有仇日感覺的人,恰恰是沒有機會接觸日本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了他者之后,感情才是真實的、有力的。

我很慶幸我生在長春。那些生在有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地方的朋友都很幸運,因為他們直接就在那個傳統里。但是像我這樣,生在一個傳統被(日本)人為斷絕了的地域,也有另外一種幸運。因為這迫使我更早地獲得尋找認同的自覺。

小時候在日常生活里接觸到的日本要素,包括我們家早年住的日式房子,讓我對日本文化有了最初的感覺。以后有機會去日本,而且做了日本思想史研究,我了解到其實在日本有比中國人更堅決地“反日”的人,他們激烈批判日本,不是因為仇日,而是因為他們熱愛日本。這反過來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無論是認同還是批判,只有當你有了熱愛的能力之后,它才是真實的。沒有人天生就是中國人,想做一個中國人是必須努力的。只有不斷地自我修養、自我磨練和自我否定,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這也是我一生的課題。

人物周刊:這種復雜的情感是如何驅動你的研究的?在研究中,你又如何排除情感的干擾?

孫歌:一個不受情感干擾進行研究的人,只是在做死的知識排列。直到今天,我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時候,無論做中國還是日本,都盡可能地讓自己情感飽滿。

但是我理解,你說的情感的干擾,其實是一種單純的具有意識形態特點的贊成或反對的情緒。這種情緒,我年輕時當然有過,但是時間久了,這種情緒已經不會主導我了。相反,我需要另外一種情緒,一種智性的情緒。只有理性是不夠的,排除了情緒之后,理性沒有辦法面對復雜的、飽滿的現實。只有用智性使自己有飽滿的感情,才能有效地擁抱現實里那些不能被概念處理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往往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學文學出身,后轉而研究政治思想史。什么契機促使了這種轉變?文學的底子如何影響你之后的研究?

孫歌:我會轉向政治思想史,大概和年輕時趕上的時代劇變有關。

回過頭總結自己的變化,才發現我從來沒扔掉文學。文學的訓練,對文學的興趣,在我這里被轉化成了另外一種形態,這也是日本同行對我的感覺。我不太習慣于用直截了當的方式,對一個事件進行好壞對錯的評價,我總覺得有一些事情塞不進這些判斷里。

我的日本導師對我說:“我很羨慕學文學的人,你們跟我們學政治學的人不一樣,你們心里有一個‘第一文本’?!蔽難У幕竟ρ盜沸緯閃宋業牡諞晃謀?。這種訓練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調動我的悟性、感知力和想象力。這些部分在那些用邏輯和概念工作的學科里是找不到位置的。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學作品,為什么是不可取代的?理由就在文學最大程度地激活和呈現了人類的悟性、感知力和想象力,而且給了它們最恰當的形式。

所以我才會關注那些在模式化和理性化的分析里不被處理的問題,也正是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把我引向了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家、政治哲學家,他對日本現實政治的分析和看法奠基了戰后日本政治學的走向,由此誕生出“丸山學派”)著述里那些通常也被日本政治思想史忽略的部分。

1936年,偽滿時期長春的日本僑民街“日本橋通”,即現在的勝利大街

“日常的重要性勝過所有理論”

人物周刊:在你和溝口雄三的對話中,他提到“‘心情’式的行動方式和感覺方式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看上去和意識形態無關,其實這種日常性才是問題的關鍵。但是這種抗爭比單純的意識形態批判更為艱難,而且它也意味著某種自我否定”。學者應如何將問題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

孫歌:知識分子是用意識形態在分析問題。我說的意識形態并不是今天講的狹義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認識論的框架,那是意識形態最原初的含義。人一旦用認識論來工作,就必須舍棄很多日常生活里不能被理論歸納的要素,而那些要素往往在生活里非常重要,因為民眾在這些要素里生活。

對民眾來說,意識形態是他們消費的對象。消費完了,他們就放下了。知識分子放不下,因為對有些知識分子來說,他很在意,這叫立場。于是我們就發現了一個疏離的狀況:當民眾忠實于他生活里瑣碎的、重要或不重要的感覺時,任何意識形態都無法完全把它們收編;而知識分子講的和寫的東西很容易被整合。知識分子怎么讓他們那些容易被整合的論述,和民眾那些無法被整合的生活感覺,發生有機的關聯,是非常艱難的課題。

意識形態的工作很重要,但現實生活遠比意識形態復雜。以知識分子的姿態去做民眾研究,或者去做關于民眾的各種討論,仍然可能在民眾之外。思想史被公認為研究精英的歷史,也為很多做民眾研究的人所排斥,但思想史研究同樣可以具有民眾精神。只是需要思考,怎么讓精英論述的研究,去向民眾的生活感覺開放。

人物周刊:具體應該怎么操作?

孫歌:很簡單,不要相信你使用的任何一個概念。但是不用概念沒法工作,怎么辦?從前提開始,任何一個概念都經過砸碎重組之后才能使用。而只有在盡可能地接近和想象民眾生活的過程中,才有可能完成這種砸碎重組。那么什么叫接近和想象民眾生活?不一定每個人都做田野調查,但是每個人,包括我們自己的生活,其實都是民眾生活的一部分。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田野調查。更何況我們還有很多機會觀察身邊老百姓的日常。

日常的重要性勝過所有理論。如果我們能發現這些日常對理論的挑戰,我們就會知道哪里是突破口。

人物周刊:據你的觀察,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如何體現在日常生活中?

孫歌:其實絕大多數日本人在日常生活里是沒有國家意識的。我接觸到的普通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并不強烈,由于戰后的幾代人所具有的特殊經歷,日本人警惕國家意識的排他性,他們對中國人很友好。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狀態下,日本人直觀的國家意識會被激發出來。日本的右翼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尤其在經濟下滑后,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很容易影響日本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人盲目的優越感或是對于亞洲鄰國的恐懼感等相關情緒都容易被激發。但是我相信對日常生活中的人來說,這些都是第二義的,可以被改變。

人物周刊:被什么所改變?

孫歌:被現實所改變。

人物周刊:被什么樣的現實所改變?

孫歌:各種各樣的現實。比如說閉關自守不再是日本的出路時,日本人就會接受它不得不開放的現實。由于這些改變相對來說是第二義的,所以比較容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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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方法的亞洲

人物周刊:“亞洲”這一知識空間對任何知識分子都是必要的嗎?

孫歌:我不認為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必須從亞洲出發來討論問題。但有一點是所有知識分子都逃不了的,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西方的理論就是在西方的現實社會中,不斷對話和改善,不斷自我否定,才發展到今天。我們也需要這樣一種從現實開始的理論生產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亞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借助亞洲這樣的環節,是意識不到的。比如談到中國人的認同問題時,我們常說要對全人類開放。但這句話如果不進入你的知識感覺里邊,它就是句空話。要想既不做輕易跨越國族的“宇宙人”,又不做排他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中國認同?答案很簡單,把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相對化。在這種情況下,你才能夠有效地讓這些被相對化的理論成為人類的一部分思想遺產,而不是代表人類。

亞洲視野等于把中國相對化,讓我們知道在中國之外,還有除西方以外的廣大地區。這個地區在近代以來面對的課題,比西方人近代以來面對的課題離我們更近。因為亞洲國家都面對如何抵抗西方殖民和列強壓迫的問題。盡管選擇不一樣,不能挪用,但苦惱是一樣的。所以對我來說,分析中國問題最有效的中間環節,就是亞洲視野。

人物周刊:你提到曾在國際會議上遇到韓國學者追問日本學者如何認識戰爭責任問題,為什么和解不能消除這份尷尬?

孫歌:戰爭記憶對被害國來說是創傷記憶,對加害國的人民而言也是。我們應該怎么繼承它,而且把它轉化為推動和平的能量?就東北亞來說,戰爭記憶問題不能用并排的方式組合起來,變成一個統一的模式。不同地區、國家在戰爭記憶問題上有很多隔膜,而且在每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戰爭記憶也不一樣。我們必須深度開掘戰爭記憶,才能到達所謂連帶的、真實的狀態。

連帶的、真實的狀態,絕對不是大家說同樣的話,用統一的說法取代各自不同的感覺。真實的連帶,一定是各種不同的說法,相互之間達成深度的理解。今天的東北亞國家其實還沒有和解。在直觀意義上,和解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在深層的狀態下,僅有和解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最初,中國和日本學者產生對立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在這個階段,最容易出現的誤區,就是把民族認同作為絕對的前提來處理歷史。當前,至少在知識階層里,各民族一起面對過去的歷史、共享彼此內涵完全不同的創傷記憶,已經具備一定的歷史條件。

可我要強調的是,恰恰是在今天的情勢下,民族、國家的范疇不應被簡單地超越。如果說在最初階段,那種單純的、抽象的民族仇恨是有害的,那么在今天,放棄自己的民族責任又變成了新的問題。因此在我們具有跨越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條件時,重新反思民族、國家的功能,就變成一個緊迫的課題。

這就是我說的,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要在認同上下功夫,這樣才不會有朝一日突然成了親日親美派;同時,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定是開放的,是有國際視野、有人類視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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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意義就在文化的褶皺里”

人物周刊:就如何跨越國境、實現連帶,溝口雄三曾在和你的對話中講到,“真正的普遍性不能存在于抽象的同一性中, 而是存在于各不相同的差異性里面。在具體論述普遍性問題的時候,人們往往會把那些自認為具有普遍性的觀念偷換成自己所適應的那些想象,并不考慮這些想象的真實狀況?!?如果是這樣,“普遍性”還有什么意義?

孫歌:普遍性的意義就在文化的皺褶里。

我們經常掛在嘴上的是,我們要尊重個別性價值??墑俏蟻嘈?,絕大多數人在談個別性的時候,他其實沒有感覺,只有一個概念。但是真正的個別性不存在于概念里。概念沒有辦法把那些“細小的皺褶”抽象出來。這些細小的皺褶,就是溝口先生所說的各不相同的差異性。

如果我們把差異理解為同一(而不是抽象的統一性),那么我們的普遍性想象就會改變。這種同一比較接近我們傳統的“和而不同”。所謂的普遍性實際上是讓千差萬別的個別性之間發生關懷,而不失掉任何個別性里的獨特性。有了關懷之后,才有了產生關聯的起點,而這個關聯最后不能讓所有的人失掉自己。如果有可能,人類的未來應該讓普遍性成為媒介,而不是成為最終目標。普遍性不能高高在上,它只是幫助各種各樣的特殊性來自我完成。

普遍性是你有誠意把自己開放給其他特殊性,同時你也具有在其中理解他者而自己不變成他者的能力。例如,我們承認中國人的文化感覺和印度人完全不一樣,但是我們可以相互理解,我們對他者有好奇心,我們建立對他者的尊重,而不是把我們的文化強加給他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是普遍的。

人物周刊:你在《歷史與人》中指出:“對西方的變革并不是把西方‘東方化’,而是建立平等的人類社會秩序……對于徹底平等的訴求,恰恰是對于價值多元化的尊重,它意味著對于個別性價值的尊重與理解?!憊サ?018年,西方各國經歷了不少動蕩與紛爭。在今天的世界,實現“對于個別性價值的尊重與理解”的前景如何?

孫歌:這當然非常艱難。今天的多元化想象是以一元為前提的。如果我們不能夠建立一個具有多元意義的普遍性理論,那么所有的多元化想象都會讓步于一元。一元化想象,如果不被視為前提或目標,而只作為邏輯分析意義上的初始的認識論,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它被視為最終到達的目標,就是一種霸權。這個世界不應該有任何一元的目標,它必須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理論工作還不到位。因為沒有足夠的人來挑戰對普遍性的一元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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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總第601期
出版時間:2019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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